本作品以“風險認知”為切入,以熱點時事(食品安全、核輻射等)為材料,對公共危機的有效溝通方式進行了探究。研究范式以因果歸因的實驗及準確的心理測量為主,輔助以問卷調(diào)查。研究所得結論有助于城市管理者針對特定人群(外來務工人員、普通居民等)及特定風險事件(地震、火災等)采取不同的宣傳渠道(微博、報紙等)及溝通方式(多信息量、情緒喚起等),以達到有效的風險溝通。
本研究緊密關注時下不停出現(xiàn)的各種公共危機,旨在為政府在危機事件中的“對癥下藥”,采取有效應對措施提供一個堅實的實證依據(jù)。作品第一部分探討了不同的風險通方式的影響;第二部分揭示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風險認知;第三部分的研究結果則發(fā)現(xiàn)針對不同人和不同的公共危機類型,應當采用不同的風險溝通方式。第四部分將結合前三部分的研究結果,我們對于政府在公共危機中的宣傳方式(針對不同時間和不同人)給出了一個綜合建議。
研究采用心理測量范式結合心理學實驗的方法,分三個部分開展。
1、第一部分:風險溝通對風險認知的影響
所謂風險溝通,是一種讓人們認識到危機,進而產(chǎn)生合適的應對行為,并參與到風險決策中的過程。一般進行風險溝通的主體為政府或者媒體。前人研究表明,風險溝通的方式將對公眾的風險認知結構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這里,我們采用實驗法進行探索性研究,試圖找到對于風險認知其作用的風險溝通方式。
本部分共有五個實驗,其基本假設為風險溝通的不同方式將會對公眾風險認知產(chǎn)生顯著影響。這些方式(即自變量)包括情緒喚起,信息呈現(xiàn)量,信息來源和卷入程度。本實驗的被試有大學生,高中生和公司職員等。本部分所有研究都在復旦大學心理學實驗室中完成。
本研究實驗部分研究結果顯示,“情緒喚起”以及“信息呈現(xiàn)量”會對風險認知產(chǎn)生影響。這一結果提醒有關部門在進行災后報道的時候要注意采用的圖片和文字的效果以及數(shù)量。
此外,實驗顯示“卷入程度”對個體風險認知產(chǎn)生影響。因此,在災害初發(fā)時,政府應該及時向災害低卷入的個體提供心理疏導,對高卷入個體提供更有效的物質(zhì)救助,并在應急階段過后重點緩解高卷入個體的焦慮情緒。
2、 第二部分:個體變量與風險認知
前人研究顯示不同的個體在危機中會有不同的風險認知結構。這些對風險認知起作用的個體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卷入程度,文化水平等。我們這里選取近期的熱點地震,海嘯,核泄露與火災四個公共危機項目,嘗試研究這些個體變量對于風險認知的具體影響方式。
這一部分采用心理測量的研究方法。我們在Paul Slovic提出的15個風險認知維度中選取5個特別適合于我們研究的維度來編制問卷。我們在上海市寶山區(qū),楊浦區(qū)和虹口區(qū)對居民進行了抽樣,共搜集樣本385份。與此同時,我們對復旦,交大等上海市6所高校的學生進行了測量,共得到學生樣本462份(包括中國學生和留學生)。我們的研究發(fā)現(xiàn):
① 人口學變量會對公眾風險認知情況起作用。這些人口學變量包括收入,文化程度,身份角色(居民,學生)等等。其中,學生和居民在四個項目上的風險認知水平均有顯著差異。
② 中國學生和非中國學生在風險認知的諸多維度上存在顯著差異,這說明文化差異會導致風險認知的不同。
3、 第三部分:交互作用實驗研究
為了進一步擴大研究的外部效度,使研究結果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推廣應用,因此我們進行了交互研究。交互研究的兩個自變量分是前兩個研究中具有顯著效應的變量。分別是“信息呈現(xiàn)量(多,少)”和“公民角色(居民,學生)”。
本研究在心理學實驗室中進行,以近期熱點食品安全危機作為實驗材料。研究結果發(fā)現(xiàn),信息呈現(xiàn)自變量在學生群體中主效應顯著,在居民群體中主效應不顯著。無論是少信息量呈現(xiàn)材料還是多信息量,居民對于食品安全的風險認知水平普遍非常高。這可能是由于食品安全與公眾生活的關切度非常高,居民對于該問題非常敏感導致風險認知水平偏高。
第十二屆“挑戰(zhàn)杯”作品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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